身怀奇才的人，大多是一些边缘人，有人说希特勒是性变态者，红豆有恋童癖，张国荣是同性恋，中央音乐学院某位有影响的音乐家也是同性恋者。这类人他们的思维有独到之处，往往令人匪夷所思。少年郭沫若也如此，他在乐山读小学时，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同班男生，他曾在自传中坦言，他俩“一见倾心”，并且形影不离，常利用晚自习、星期天结伴外出悄悄“幽会”，虽在同窗下读书，也禁不住鸿雁往来，情意绵绵，郭沫若称这是“比恋爱更严肃”的同性恋。（见《郭沫若全集》《我的少年》）升入乐山中学以后，郭沫若又迷上了一位相貌佚丽的汪姓少年，说他们甚至尝到了“真正的初恋”的滋味，他们常常在傍晚或深夜，远离有人的街道和同学的视线，躲到偏远的城郊，两人紧紧相偎在一起，感觉无限惬意。一天，郭沫若喝醉了酒，神思恍惚中，觉得有人在吻他，并有一股甜甜的汁液流入他焦渴的喉管。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汪哥”正将咀嚼过的甘蔗汁缓缓送入他口中，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力，还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蔗红词》的诗歌，表达衷情：
红甘蔗，蔗甘红，
水万重兮山万重。
忆昔醉朦胧，
旅邸凄凉一枕空。
卿来端的似飞鸿，
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头从，
才将命脉两相通。
难忘枕畔语从容，
从今爱我比前浓。
红甘蔗，蔗甘红，
水万重兮山万重。
这首初恋情诗表达了郭沫若和同性“汪哥”的涓涓情意。体现了少年郭沫若细腻的、女性化的内心世界那种绵绵情感，若不道明作者，读者定会以为是一位少女的内心告白。
之所以称郭沫若为“双性恋”者，他不仅对美貌的男性感兴趣，而且对美女也是一见钟情，他先后与张琼华、佐藤富子、于立群结为夫妇，又移情安林，倾心于立群的妹妹于立枕，其中充满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情爱绵绵，而仰慕郭沫若的女性，大多是被他的才华所诱。 （来源：倍可亲）
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
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賁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乡。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也有声有色，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借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巴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况且他早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的历史、考古、先秦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某些领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郭沫若无论人格上有什么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实在超过他的某些消极影响，怎忍心以“粪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呀！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是后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也仅仅是忏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谁能体察到郭沫若这种灵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
来源： 《凤凰周刊》2004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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