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qhjy@2911.net
问题不在于“本能”
可以说，“范美忠争论”与他当时的行为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事后的言论。
大概多数人都不能认同范美忠的主要观点。我也是。但是他的说法究竟错在何处？我觉得很多批评者并没有想清楚。事实上，许多批评者尽管慷慨激昂，但他们的一些认识与范美忠十分相似。所以他们与范美忠实际上是犯了类似的错误。
例如，范美忠说“先跑”是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有的本能反应。有人就反驳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也是人的本能反应。老实说，如果真是如此，范美忠就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所谓本能者，就是先天的东西。先天的遗传因素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但凭这些因素是不能论人之善恶的。因为这些东西无论好坏都非其主观所能控制，自然也没有什么道德责任可言。例如过去人们说同性恋是“思想堕落”的结果，要予以惩罚。而现在人们相信性倾向主要是先天形成的，因此当今先进国家的主流意见 （尤其是左派意见）大都趋向于反对歧视同性恋，支持同性恋维权。
甚至于如果能证明“本能”不受控制（例如如果证明有精神病），即便杀人也可能不负刑事责任。所以如果例如谭千秋老师的英勇救人与范美忠先生的“先跑”确实都是“本能”所决定，那人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充其量人们只能遗憾范先生先天遗传的“本能”不行，但这就像同性恋，能说是他的错吗？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范美忠说救人与“先跑”都是一种“选择”，这才是大实话。既是“选择”，那就不能说只是“本能”的反应。如果趋利避害与恻隐之心都是“本能”，那么在两者出现矛盾时如何“选择”就是另一回事。哪怕在那一瞬间来不及深思熟虑，但这反应还是在主观控制下，包括了后天习得、而非先天遗传的行为模式。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只有对这些后天习得的东西、主观选择的东西才能论善恶，进行道德的乃至法律的评论才有意义。
问题起初与“虚伪”无关
还有人把范美忠问题当成一个“真”还是“善”的问题。他们批评范美忠“真”而不“善”，是“真小人”。而小人哪怕再“真”，似乎也是君子的对立面，因此即便是“伪君子”也比“真小人”强。有人还认为，这就是笔者的观点。因为笔者在5月10日即地震前两天一次朋友的新书发布会上，针对古代传统中的所谓虚伪问题讲过一番话，这番话的录音被人以《伪善是重要的社会功能》为标题整理成文后，在未经我审阅的情况下，很快在网上传播开来。正巧两天后就发生了汶川地震和范美忠“先跑”事件，有人便把此文当成支持此后发生的辩论中有利于谴责范美忠一方（即被对方反驳为“伪善”的一方）的论据，认为此文说明“社会”对范美忠这样的老百姓施加压力强迫其为“善”，也比放任其为“小人”要好。
其实这篇网文虽未经审阅、有若干误差，但大意仍然不难理解。它主要是针对那种站在中国法家传统专制主义立场上指责 “民主虚伪”（同时也指责儒家虚伪）的理论，指出民主宪政尽管不能“改变人性”造成一个“君子国”，但是由于统治者乃至任何强势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权力都受到制约，而责任都可以被追问，因此即便“小人”当政，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危害百姓而自利的恶事他想干也干不了，为百姓提供的服务他不想干也得干，于是尽管是“小人”也得做出“君子”之事。哪怕这是“虚伪”，是“伪善”，不也是大进步吗？相反，如果在专制之下统治者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为虎作伥者生，犯颜直谏者死，所谓小人得志，君子难以生存，甚至君子也不得不“违心”地作小人乃至恶人之行。这种“虚伪”可以叫“伪恶”，那恐怕要比即便是“小人”执政的民主宪政也要恐怖多了。
显然，这篇文章既非为这场争论而作，其主旨也是对强势者要限权问责，并不是针对范美忠这样的老百姓，更不是主张对老百姓实行强制逼其“伪善”。恰恰相反，我认为就像黄宗羲所说：法家制度“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恰恰是造成最坏的虚伪、即那种迫使君子也不得不违心地做小人乃至恶人的“伪恶”现象产生的根源。
关于范美忠的争论，有不少地方的确与所谓虚伪问题有关。对此我还会以另文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是，这主要都是争论延伸以后的内容，例如范美忠与郭松民两人的那场电视辩论就很深地涉及了这种问题。然而作为争论缘起的范美忠那篇著名网文《那一刻地动山摇》实际上只讲了自己的经历，并为自己的“先跑”作了辩解，并没有评论他人。在以后的回帖中他提出了 “牺牲是选择，不是美德”这个后来成为众矢之的的观点，但也没有说牺牲者“虚伪”。显然，如果说那些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是虚伪的还可以理解，甚至那些在平安状态下自己 “做好事”的人（例如范美忠对之不以为然的雷锋）真实动机如何也还可以分析，那么在山崩地裂的那一瞬间，很难设想当时有什么“伪善”者来得及权衡得失，然后为了沽名钓誉而去冒险救人。所以支持范美忠的人可以说郭松民是伪君子，但不会有人、包括范美忠本人也不会说谭千秋们是伪君子——如果这样说那可就真是丧尽天良了。
“真君子”与“真小人”没有区别？
谭千秋们是真君子既然毫无疑义，那么在范美忠比较“先跑”和舍己救人 （也就是他自己与谭千秋们）这两种“选择”时，他显然就不是说“伪君子”与“真小人”相比如何，而是说“真君子”与“真小人”相比如何。他的回答是：这两者都是“选择”而已，没有高下之分。牺牲 “不是美德”，“先跑”也很“启蒙”。
应该说，范美忠这样的观点的确太出格。如果他只是贬低要求别人付出 （当然说自己如果碰到也会付出，但至少这未经证实）的郭松民，或者，甚至如果他贬低的是自己付出了、但并无生命危险并且已经获得很多荣誉的人，比如雷锋（众所周知，他死于意外而非死于做好事时，而且生前他已经是被宣传的典型，只是宣传力度没有死后那么大）或比尔·盖茨（他可以说是天字第一号慈善家，但仍然有人说他沽名钓誉），都不至于让人这么反感。但他贬低的是已经盖棺论定的真君子、为他人牺牲了生命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人，这就让人受不了。范美忠后来与郭松民交锋时赢得了相对较多的同情，而他此前发表 “选择”论时得到的几乎是一片骂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范美忠为什么要这样说？显然，简单地谴责他道德人品低下并不足以服人。因为，如果“先跑”本身是一件自利的事，“先跑”之后又把它说出来对他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是为了出名？范美忠自己的反问我以为很有力：“这样的‘出名’，你要吗？”
因此我认为，范美忠可能真的认为自己讲的在理。他认为他是在捍卫自己作出“选择”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认为，在一个传统上常常忽视个人权利的国度，他的这种对自己权利的捍卫还具有“启蒙”意义。
然而我们都看到：他这次“启蒙”是十分失败的。而这未必可以怪国人太过“蒙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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