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
经济观察报：你出生于北京，但是看履历，你曾经在山西大学上学。
李银河：这是拜文化大革命所“赐”。1969年我17岁，从北京到内蒙古做了三年知青，然后转到山西沁县农村插队两年。1974年我进入山西大学，成为一个工农兵学员，学历史。
经济观察报：当时还是实行推荐，看来你的表现还不错。
李银河：也有点关系吧，因为沁县是我父亲的老家。我父亲是俗称“三八式”的干部，在《人民日报》工作，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吧。我和姐姐都曾在师大女附中上学，那是全北京收分最高的中学。我们家有学习好的传统，我哥哥、姐姐从来都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我也不例外。记得1974年闹张铁生交白卷事件，虽然考试，但是录取的时候也没看分数。你想想就知道，那会儿乱七八糟的。所以后来有人说，你怎么不认同山西大学啊？我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怎么能上山西大学这样差的学校呢？
经济观察报：上大学有什么收获？
李银河：谈不上收获，只能是自学。在这期间我认识了王小波。
经济观察报：怎么认识的？
李银河：小波当时是街道工厂的工人。通过一个朋友我认识了他，其实主要还是看他的手抄本小说 《绿毛水怪》。《绿毛水怪》只在很小的朋友圈子里传，没有像《第二次握手》之类的书传得那么广泛。
经济观察报：《绿毛水怪》讲的是什么？
李银河：写了一个小孩的恋爱故事。我看到后，心弦被拨动了。小波1978年考上的中国人民大学。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还不相信，因为他们家有问题，他爸1952年就出问题了。他在人民大学的那个班里有许多家庭出身问题没解决的 “可教育好子女”，当时都在可录取和不录取之间，他们这批人还跑到教委去请愿了，最终被批准了。
经济观察报：当时你已经工作了，而他刚刚走进大学校园。
李银河：工农兵学员就三年，我是1977年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光明日报》算是一个学术类的报刊。
经济观察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先声。
李银河：对。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历史上也挺重要的，因为从那时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我已经从《光明日报》调到国务院研究室。
经济观察报：那你在《光明日报》时间并不长。
李银河：只待了一年吧，到了1978年下半年我就到了国务院研究室，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我们一帮子小年轻都算是工作人员。在会议召开前，我和林春合作写了一篇文章 《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当时林春是我在国务院研究室的同事，她后来到英国留学，现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
经济观察报：我在采访梁治平时，他就提到了这篇文章。当时你才26岁。这篇文章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从此出现了不少研究民主的文章和书籍。
李银河：我们提得比较早，当时正值思想解放，大家需要听到这种声音。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反思 “文革”，“文革”最主要的教训不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吗？所以当时就写了这篇文章。当时之所以能发出这种声音，也是领导的意图，如果领导不同意，也发不出来，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是国务院研究室。我记得同时发表的还有《人民万岁》，也是总结和反思 “文革”的。
《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开篇即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尽管掌握了大得惊人的权力，人数却只是一小撮。那时候我们几亿人民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早地揭露和打倒他们，从而避免更大的灾难、保卫几十年流血牺牲取得的革命成果呢？我们的回答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写道：“必须着手健全立法和司法。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精确地、完备地记载在各种法律里，并且要使它们具有任何人不得违反的法律效力。”
经济观察报：到今天这篇文章还是很有意义的。有意思的是，20年以后，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被认为是重大突破，甚至引起了一场争论。
李银河：是吗？其实，民主法制从“五四”就开始讲了，经过“文革”的反复，又回到蒙昧的状态，然后又开始启蒙。“五四”不就是呼唤“德先生”、“赛先生”吗？由此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不断地回到起点。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经济观察报：你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时间好像也不长。
李银河：那时国务院研究室人不是特别多，办公地点在中南海。主任到底是谁我没弄清楚，反正于光远常去，邓力群、胡乔木有时候也去。我在那里入了党，因为国务院研究室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是党员。我们主要是起草文件，按个人的爱好来写的余地很少。所以我只在研究室待了一年，1979年末社科院成立马列所，当时于光远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来筹建这个所，所以我直接就到这儿来了。
经济观察报：据说当时的马列所也是挺活跃的。
李银河：那当然，那个时候思想解放，还是比较活跃的，有各种各样的探索，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思想根源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后来反对精神污染运动等也是针对这些东西的。
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 “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写文章了吗？
李银河：在马列所的两年里，我写了一些文章，其中包括一篇讨论“封建社会主义”的文章。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
李银河：文章也不是特严谨的研究结果，其现实意义可能更重一点。我感觉到当时中国的体制里头封建的色彩特别重，我试图用一个东西来概括当时的社会是什么体制，我姑且将其称为“封建社会主义”。
经济观察报：发表了吗？
李银河：发了，发在历史所黎澍所长主持的《历史研究》上。
经济观察报：黎澍还是思想很解放的一个人。
李银河：黎澍应该是比较开明的人士了。
经济观察报：当时你写这种文章，有什么压力吗？
李银河：没有吧，没有。那几年思想解放的尺度还是蛮大的。
经济观察报：大概是在你这篇文章之前，王小强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影响很大。
李银河：对。面对“文革”的惨剧，大家都在思考怎么解释 “文革”的现象？“文革”中的一些现象都是专制的结果，所有的惨剧都是因为不民主，都是因为专制。“文革”期间的中国就是一个高度发达、非常典型的专制制度。
像我们父辈这些人都是所谓民主青年，他们来到延安，他们唱的歌是《团结就是力量》，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要让不民主制度死亡”。但是为什么到“文革”中国却弄成了这个样子？我认为这有两大原因：一个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他属于魅力型的领导，个人有魅力，而且他有办法把他自己弄到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因素是社会土壤。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民主，一直是王权、一直是专制。你看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其中渗透的民间价值观、民间文化都是这种逻辑。小民有了什么冤枉就等着 “青天大老爷”，这都是过去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么一个办法，没新的东西，也没有出现新东西的基础。因为咱们是一个农业国，到处都是小农。其实从秦始皇开始，就开始形成一种非常固定的统治模式了。
经济观察报：“百代皆行秦政制”，说的就是这回事。
李银河：可耻的是，一些人喜好这些专制的东西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程度。关键在于，在我们这样的小农社会里，根本没有任何民主的基础和机制，人们怎么能够觉得民主和自由是好东西呢？
但是我觉得现在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有一个标志就是农业税取消，历朝历代全都是农业国家，以农民的贡赋来支撑国家运转的农业国家。现在农业税之所以能取消，它已经反映出我们不再是个农业国了，农业税那点钱已经是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了。这或许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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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大炮小帅 (2008-6-28 20:11:46, 评分: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