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取消农业税很有意思。我发现你很乐观。
李银河：中国已经慢慢地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因为工业国的运转方式跟以前有根本不同，比如说市场经济、私营经济的成分大大增加了，这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有道理的。当经济基础改变了之后，会有新的需求。农业税的取消已经为进一步的变革打下了基础。还有全球化进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的许多事情有点颠颠倒倒
经济观察报：看履历，后来你就出国了。
李银河：1982年我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我找了三个推荐人，一个于光远，一个黎澍，还有一个是梁漱溟。到了美国以后，人家一看就说这个梁漱溟还是很有名的嘛，其他两个党内学者他们没怎么听说过。
经济观察报：你在匹兹堡学的是什么？
李银河：社会学。
经济观察报：怎么想要学社会学？
李银河：1979年费孝通办了一个社会学的夏季讲习班，当时请了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来讲学。讲习班没有自己的学舍，租了旅馆来办班。好像是胡乔木批准的，是他主张中国应当有社会学。社会学在1953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取消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学问。社会学一般是比较保守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派别——结构功能派认为，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和功能都有其合理性。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舶来品，共产党要搞革命嘛，共产党是不需要社会学的，结果给砍掉了。这个事很有趣，在国外，像在美国，搞社会学的好多人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是被右派攻击的，可是在中国社会学被看成是右派的东西，这太有趣了。
经济观察报：看来社会学左右不讨好啊。
李银河：中国的许多事情有点颠颠倒倒。
经济观察报：参加社会学的夏季讲习班，是出于你自己的爱好？
李银河：单位派去的，我也有兴趣。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看过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有一个观点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个观点到现在仍然是很超前的，咱们中国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按他的标准就是不道德的。
我们那个社会学的夏季讲习班号称社会学的“黄埔一期”，后来许多社会学者都出自这个讲习班。当时我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后来申请去匹兹堡找的就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
经济观察报：在匹兹堡大学学了几年？
李银河：六年，是硕博连读的，先获得硕士学位，后取得博士学位。
经济观察报：这期间王小波也在匹兹堡大学学习。
李银河：他晚去了两年。1982年他从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食品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后他也来到匹兹堡大学学习。
经济观察报：留学期间经常回国内吗？
李银河：一次都没回来过。
经济观察报：和国内保持一些什么联系吗？
李银河：很少吧。但是国内一些情况，通过看报纸也多少有些了解。那儿有一个很好的东亚图书馆，里面有各种书报。李敖的书就是那个时候读的，觉得特别解渴。在那之前就没有听说过李敖，到那儿才看李敖，觉得特别酣畅淋漓。那个时候李敖是一个民主派，就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他很敢说话，说得也非常痛快。这个人做人就是痛快，但是我不是太喜欢他，怎么说呢？他有点过。他有时候好像故意跟中国传统反着来。比如中国人特别讲究宽恕，对人厚道，他是故意地尖酸刻薄，故意得罪好多人。
经济观察报：反其道而行之。
李银河：特别的不中国，太尖酸刻薄。比如他和许倬云论战，曾经奚落许先生的残疾。许先生生下来两个脚面着地，六百万人才有一例这样的病。他做了好多好多次手术，现在走路还需要拐杖，有时也坐轮椅。许倬云是我和王小波的导师，当时许先生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和历史系的跨系教授。我有四个导师，另外三个都是美国人。
经济观察报：许先生对王小波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李银河：是，我觉得许倬云特别棒，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台湾读大学，后来胡适给了他奖学金到匹兹堡读的博士。
经济观察报：那时你们和许先生接触，是不是也有很多隔膜，因为毕竟他是从台湾过来的，沟通是不是会有障碍？
李银河：不是，许先生一口国语讲得特别好，他的国学好得不得了，学问做得特别棒。我去过台湾好多次，台湾传统文化保留比较多一点。我觉得，台湾的经验对我们也挺重要的，因为大家是同文同种。例如，台北的同性恋文化节马英九都去剪彩，可见他们已经开化到什么程度了。
经济观察报：王小波和许先生接触更多些吧。
李银河：小波每周三下午上课，和许先生两人在一起讨论，是相当自由的讨论课。许先生的回忆文章说，小波“坐姿松松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许先生是个自由主义的大学问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他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对小波有深刻影响。当年小波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也是出于许先生的推荐。
经济观察报：他们都谈些什么？
李银河：俩人就在那儿天南海北地聊历史什么的。小波对历史很熟的，看书特别多，他看书速度是常人的7倍。有人问看那么快能都记住吗？可是你问他，他还真的都知道。比如看一个长篇小说，他看那么快，你要问其中的一些细节他都记得。
李银河，1952年2月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之一。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主要著译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女性权力的崛起》、《同性恋亚文化》等。
经济观察报：看来是一种天赋。你们在美国的六年里，国内思想界还是蛮热闹的，像“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风行一时。
李银河：1988年回国后，我就加入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委员会。
“国学不是救世良方”
经济观察报：1988年回国后，你们做什么？
李银河：我在北大做博士后。当时的博士后全是工科的，北大要建一个文科的博士后站，我是全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小波一起回来的，也在北大社会学所当研究人员，在北大还开过统计课。我在北大弄了几个小课题，都是跟家庭婚姻有关的，比如离婚、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外恋、独身、青春期恋爱等，做了一个系列，最终完成十篇论文，结集为一本书《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经济观察报：当时这些题目敏感吗？
李银河：也没什么人管，比较自由。在当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觞》、《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所以科学才不如西方发达。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是一种宏伟的气势。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与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与思想界的区别吧。那时你和思想界接触多吗？
李银河：不是太多。回国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部把我拉进去，参加了几次活动，就是大家商量编书的事儿。
经济观察报：你们回国还赶上了国内的“文化热”。
李银河：赶上了，我翻译了一本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书，就是列在“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的。这两个丛书里的人我都比较熟悉，一些人还是老朋友，出国之前就认识，有的甚至“文革”时就在一块，如王小强等。
经济观察报：当时国内思想界搞的是思想启蒙。
李银河：实际上说来说去还是非常简单的 “德先生”、“赛先生”，现在“赛先生”已经有了，但是“德先生”怎么样呢？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争论就可以看出来。
经济观察报：你回国一年后，80年代就戛然而止了。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就转向了，好像历史有一个截然的切面一样，突然就转了。
李银河：确实如此。进入90年代，我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社会学所工作至今，致力于研究婚姻家庭、性别和性。而小波1992年辞职，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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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大炮小帅 (2008-6-28 20:11:46, 评分: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