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恋的。他征美妓于不夜宫，征召娈童于长春院。而这些女院(娼寮)与男院(娈童居所)，就分别处于北京城中的花柳街与胡同巷。明熹宗就把这些美妓、娈童置于宫中自己设的女院及男院，时常行乐其中，每有游宴，则使宠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戏于前为乐。
除了皇帝以外，当时一些贵族、大臣也好男风，例如明世宗时的权臣严嵩和儿子严世蕃就好男风，《五杂俎》就提到严嵩的家人永年，号鹤坡，有后庭之宠。他“招权纳贿，与朝绅往来，无不称鹤翁者”，有个御史甚至于还和他结拜兄弟。蒋瑞藻所编的《小说考证》中说到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热恋一个名叫金凤的优童，即少年演员，“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以后金凤色衰而贫困，不演戏了。严家破败以后，金凤又重新演戏，扮演严世蕃，演得惟妙惟肖。
明朝后期，男风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如清人钮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书生吴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俪的感情还要亲密。可是，他们却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并且把姜郎带到北方。吴生不愿离开姜郎，也克服了许多困难赶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吴生此行，促成他们俩的会面。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世间少有。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
至于更广泛的社会原因，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在明代，男妓馆相继开设，“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悬‘长春院’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美妓娈童相竞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性环境的一幅图画。
同时，当时中国人的宗室家庭观念极重，因此对男女接触甚为严谨，以免扰乱了家庭和宗室的秩序。从国家社会来说，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这“三纲”中任何一“纲”的破坏，都会影响其他。可是，同性恋既不会生儿育女，造成血统紊乱，又不会扰乱宗室家庭秩序，使社会瓦解，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爱行为的同时，对同性恋加以放宽了。
这就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和法律没有抵触，而且嫖妓要花费许多钱，有些人也负担不起。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
明朝的《万历野获编》里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有个叫周用斋的士人，年轻的时候相当纯厚，“幼无二色”，从不拈花惹草。这个才子曾到湖州一个姓董、别号龙山的一个人家里教书。教了一阵子，忽然不想干了，编了些理由，非要回家。主人知道他说的理由都站不住脚，真正的理由是他一人独处，甚是寂寞，熬不住。但主人又不敢勉强留他，就跟他暗示说找个娈童可不赖，能解决大问题。周用斋听后，勃然变色，做大义凛然状，说同性恋是禽兽所为！主人被他高大形象所震撼，一时哑口无言。但这个叫龙山的人很狡猾，他晚上安排了一个娈童摸到了周用斋的卧室里。“乘醉纳其茎”，周用斋迷迷糊糊地惊醒，觉得这确实不赖，能解决大问题，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糟糕，一时无所适从，就在床上高呼：“龙山是圣人！龙山是圣人！龙山是……”
明朝的学者张岱曾为自己写过碑文，历数自己的种种荒唐之事，其中有一项就是玩娈童的经历，明朝士大夫对男风的宽容，已经将此由暗癖变为明好，也是一种“进步”。“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封建士大夫是时代潮流和风气的倡导者，宫廷男色从发展到社会上的蔓延，士大夫的广泛参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趣味和倾向往往很具引导时尚。成为风气的东西一定有它的温床，整个社会性观念的改变和性取向的宽容，使得明朝玩童(男色)和狎妓(女色)一样成为士大夫和平民消遣的内容之一。
（编辑 红尘）
文章摘自《读《金瓶梅》品明朝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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