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争议者·性权利有与无
她的核心观点指向两个字“权利”——某个人有做某件事的权利。她的理想国是：有这个权利，但可以不做
本刊记者 李宗陶
李银河的第一本著作其实是1978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简史》(与人合著)，她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做学问，估计不会引起今天如此戏剧化的效果——有人称她为“我的金赛”或“my hero”，也有人骂她无耻或哗众取宠。李银河学术方向的转移，也许证明在这30年的中国，性的话题比近代史更意味深长。
性学家李银河近年来的观点，其核心指向两个字“权利”——某个人有做某件事的权利，不是“提倡”——她反复矫正说。譬如，一个人有爱多个人的权利，有一夜情的权利，成年人在三方自愿情况下换妻(未见换夫的提法)的权利，同性恋之间结婚的权利，不生育前提下人类乱伦的权利……她的理想国是：有这个权利，但可以不做。
凡此种种，确实打破了中国人“嘴上不说，心里明镜儿似的”的默契，也打开了部分人的想象力。沿着中国社会道德传统的路径，很难寻找到一个李银河，她有石破天惊的价值。然而，即使是研究性学的同行，偶尔也会眼镜滑落到鼻梁上，从学术角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她某些“远离国情的超前”。
反对者展开分析，这30年来，即使在边远的农村，一个人爱多个人、或者一夜情的权利也已较为普遍地被使用，不管这“爱”里有多少经济因素在起作用；换妻在某些城市的某一阶层，1990年代就已出现，但“作为一种并不普遍的现实存在，只能游离于社会的边缘之外，当事人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行为”；人类乱伦罕见于社会新闻，被绝大多数人斥为“禽兽不如”，这一观念的突破本世纪内估计难以完成；至于“在美国，一些寡居的妇人都养宠物犬陪伴自己。这(兽交)很正常”似未考虑宗教传统，寡居的妇人也许出生于清教徒家庭，会定期去教堂忏悔，洗去罪孽感。引进这种“正常”的同时，是否也应考虑引进中世纪的赎罪券？其实，岂止与兽，人类的智慧早已延伸至植物，是否也该挑明运用黄瓜与胡萝卜的权利？
作为福柯追随者的李银河非常看重法律条文，她说：“按照中国人思维惯性，只有得到法律批准的性才是自己有权利做的(由婚姻法承认的、由婚姻证加以认可的夫妻之间的性权利)，其他是无权做的，当然也是坏事。”她的梦想是用法律形式，对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早已演变得丰富多彩的性活动逐一赋予正当性。如果成为现实，可以想见，将是何其厚重的一本法典。
她似乎忽略了一点，在法律允许和不允许之间、在基于社会道德的提倡和禁止之间，还有广阔的隐晦地带；那些温和的赦免者，也许在一部反映第三者插足的电视连续剧中就可寻见。社会的容量和消化能力远在规则之上，法律并非全知全能。
同时，社会的宽容作为一种存在，常常是微妙而无法言说的。用时评作者张敬伟的话：“李银河用公开的表达损害了法律和道德对某些另类性行为的静默宽容原则，其观点让公众莫名惊诧是必然的。”
李银河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发生过许多极其渺视并践踏个人权利的行为，为此她记忆深刻：“将参加换偶活动的人判死刑，把搞一夜情的人抓起来判刑(流氓罪)，把跳贴面舞、熄灯舞搞性聚会的人枪毙，上公园去骚扰同性恋者。”于是有人体谅：她今天在某些问题上的出语惊人，是对那个时代的报偿。
李银河曾在受访时称自己有责任推动历史前进，“不能让社会这么愚蠢”，但她确实被不接受启蒙的那部分网民的口水惊着了，她宣布自己的博客不是公厕，并决定在一段时间内“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刚结束的2008年“两会”上，李银河又委托一名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建议——没有征集到30位代表联名签署，设想中的“同性婚姻提案”只能作为建议上呈。这是自2003年以来李银河第四次的努力，前三次无论在人大或者政协会议上，这一主张均未获通过。
“我原本打算每年都提，一直提到它通过为止。”李银河这样做看起来更像是反讽，风格类似一个叫王小波的人。
“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今年她有点无奈。
李银河 社会学家
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第一位专门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打捞三十年争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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