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一切奥登都毫不知情，他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诗歌，却不知这诗原来只是邵洵美的即兴之作，衣修伍德在《战地行》中说到描写中国士兵的诗歌时，还特别提及：“我在此插入另一首我们在上海听到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关于抗日敌后游击队的，系邵洵美先生所译。”并将这首诗的英文版全文辑录。
叁 被遮蔽的译介者
1938年6月12日，在上海滞留两个多星期后，奥登与衣修伍德乘船离开了中国，虽则中英两国新闻界都曾对此次旅行寄予很高期望，作为成果的《战地行》一书也着实热销了一阵，但实际论来，意义有限。首先因为奥登被视为东渡慰问使节，一路受到各地政府高规格接待，虽然在中国四月有余，真正深入战地前线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其次奥登对中国原本就比较陌生，加之语言障碍、文化隔膜，整个旅程基本都在外国社交圈中活动，和中国人的交流机会少之又少。可以说自始至终，奥登都没能真正了解中国，然而也正是这份疏离给了他另一种可能，奥登的《在战时》组诗，虽是写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却没有一般战地诗歌的粗糙，语言优美，意向深远，很少指向具体事件或者人物，而是用艺术的语言描绘人类在战争面前的苦难、无奈、迷茫。这种诗意地再现战争的方式通过译介传入中国后，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蔚为成风，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
可惜的是，如今论及奥登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时，学者往往只注重他与卞之琳、九叶诗人的关系，而忽略另外两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最早翻译奥登诗歌的邵洵美和最早出版奥登译著的朱维基。虽然因为个人特质、所处地域、发表时间等种种原因，他们的译介没有如后来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授课那样掀起一股“奥登风”，却也是奥登进入中国学界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前文所述，邵洵美在奥登来华时就与之相交，对其诗风也颇为欣赏，及至奥登离开中国后，便开始着手翻译奥登诗篇。首先在1938年12月1日《自由谭》1卷4期上翻译了奥登《在战时》组诗的第十八首（中文俗称“中国兵”），值得注意的是，发表这首诗的时候，奥登与衣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一书还没有出版，据此可推测奥登在上海期间就与邵洵美有过诗歌交流和互赠。其后，邵洵美又连续在《南风》第一期（1939年5月15日）、第二期（6月15日）、第五期（9月15日）推荐奥登的作品，称其为“我们所切盼的‘伟大的作品’”。远远早于卞之琳、杨宪益等人40年代的翻译。
另一位较早介入奥登诗歌殿堂的朱维基，现在虽听来陌生，也是位颇有建树的翻译家，曾翻译过弥尔顿的《失乐园》、拜伦的《唐璜》、但丁的《神曲》。1941年5月，国民书店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在战时》，收录奥登《战地行》一书中的全部序诗6首，十四行诗27首诗，和一首作为补充的诗解释。书前还附有一篇长达36页的引言，详细分析了奥登登上诗坛的时代背景和他的诗艺特点，并逐条阐释了《在战时》组诗每首诗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邵洵美与朱维基在接触奥登前都属于唯美派诗人。邵洵美早年留学英国，醉心莎茀、史文朋、乔治·马蔼的浪漫诗风，曾出版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吟花咏月，赞美官能体验，抒发个人情怀。朱维基虽是翻译家但也是诗人，1933年曾出版《花香街诗集》，标明“私人印行”，装帧精美，词句旖旎颓废。而到了40年代以后，两人的诗风不约而同地有所转变。邵洵美在“孤岛”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抗日诗歌，前文所述《游击歌》也是其中之一。朱维基则于1940年起编辑出版《行列》诗歌半月刊，专门发表表现抗日战争、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诗歌，其中就有朱维基自己创作的《粮食》《路倒尸》《春的在望》等。他还于1946年出版了另一本诗集《世纪的孩子》，收有《物质之歌》《述怀》《历史的七月》等诗，反省自己过去的创作风格，诗风趋向于明朗和坚实，走出了“花香街”的狭小天地。这种转变自有时局动荡、生活磨砺对个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奥登诗风潜移默化的作用。
余音
奥登诗歌真正对中国诗坛产生影响出现于40年代中期，以卞之琳、杜运燮、穆旦、袁可嘉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派诗人浸润了奥登的精神，在诗歌语言、写作技巧等不少方面都对奥登有所借鉴。奥登本人的思想固然一直在变，不变的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创作优秀的诗歌，而对中国诗坛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曾经出现在1938年春天的中国战场，留下了值得反复品味的《在战时》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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