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伟大作品的诞生有时往往出于一种偶然，奥登的《在战时》组诗也可算作此列。1937年夏，伦敦菲伯出版社和纽约蓝登书屋联合委托奥登与衣修伍德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书，地点任选。时值同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到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在日军熊熊燃烧的侵略炮火中，瞬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虽然奥登与衣修伍德一点中文也不会，对远东战局也不甚了解，却在这片战火蔓延的国度中看到了蕴藏的希望。奥登他们于1938年2月16日抵达香港，此后近四个月，他们辗转于中国各地，一路经过广州、汉口、郑州、徐州、西安、南昌、金华、温州、上海，直至6月12日才乘坐客轮从上海返程。回国后，奥登与衣修伍德就中国之旅作过几次讲座，然后在布鲁塞尔潜心创作《战地行》一书，9月底返回英国。1939年1月16日，奥登作客BBC栏目讲述在中国的经历，两天后，就和衣修伍德一起远走美国。1939年3月，《战地行》在英国出版，两个月后，美国版发行。至此，奥登的中国之旅算是彻底告一个段落。
贰 奥登的上海之旅
1938年春，奥登与衣修伍德离开汉口，一路向南奔赴，途经九江、南昌、金华、温州，终于于5月25日乘着一辆乔装成意大利油轮的船只，来到了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上海。当时的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只有租界还保持着行政独立，被称为“孤岛”。随着大批市民相继涌入租界，租界文化呈现一片畸态繁荣，哪怕整个城市都已陷落在炮火包围之中，这里却依然“歌舞升平”，法国大餐、美国电影、俱乐部、夜总会、鸦片、妓女……应有尽有。这种强烈对比给奥登与衣修伍德以很大触动：“在这座城市里，社会被分成两半，之间的鸿沟开阔得无法架起任何桥梁。”
奥登与衣修伍德住在英国大使Archibald kerr位于法租界的私人宅邸内，所有一切生活待遇都和他们熟知的英国上流社会别无二致；另一方面，在路易·艾黎的带领下，他们也时常跨越自己的世界，来到这个城市阴暗的背面。路易·艾黎是个新西兰人，1927年来上海工部局消防处任职。30年代起，积极参加在上海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联系。1938年，他与斯诺一起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为广大工人争取权益。他带奥登与衣修伍德去看了隐秘于城市各个逼仄角落的工厂、难民营、伤兵医院，这里各种各样的苦难不断上演，每天工作14小时的童工小小年纪已经得了铅中毒，纱厂女工的手指因为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而引发真菌感染，战争造成大量难民拥挤街头，苦力生活日益窘迫，医院里面堆满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无不述说着一个被日军洗劫后的真实上海。
在上海的日子，除了游走在租界与贫民区外，奥登与衣修伍德还结识了当时沪上有“小孟尝”之称的邵洵美。邵洵美乃3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传奇人物，身兼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等多重身份，家境富裕，出手阔绰，广结天下文人。因为说得一口流利英语，时常与一些外国友人来往，奥登一行就是通过他的美国女友项美丽介绍认识的。有一天，奥登对邵洵美说，他没有发现过一篇像样的有关抗日的中国诗。邵听了很不以为然，随口说：“怎么没有？有的，据我知道，有一首很好的。”奥登问他：“写了些什么？”邵答道：“噢，我忘了！……只记得诗里有……‘敌人钻进了一口空棺材’……”其实根本没有这首诗。奥登却大感兴趣，一定要邵找到这首诗翻译出来给他。邵回家诗兴大发，便用英文写下了那首诗，第二天送给奥登。更有趣的是，邵洵美把诗赠给奥登之后，想到自己既然对奥登说是从一首中文诗译过来的，那么，总得有它的原作啊，便又兴致勃勃地将那首英文诗译成中文，发表在自己主编的《自由谭》上：
时季一变阵图改，
军装全换老布衫：
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
锁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
英雄好汉拿出手段来，
冤家当作爷看待，
他要酒来我给他大花雕；
他要菜来我给他虾仁炒蛋。
一贪快活就怕死，
长官命令不肯依，
看他们你推我让上前线，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熟门熟路割青草，
看见一个斩一刀；
我们走一步矮子要跳两跳，
四处埋伏不要想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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