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Coles在就读Wellingborough公共学校时，就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从青春期起，我就只对男人有性趣，并充满浪漫的幻想，但得承认那多少有些愚蠢。一对男孩被认为是同性恋，那他们的生活就犹如地狱一般。现在想起来，还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烦扰。”
“为了告诉我母亲，我对她唱了‘Glad To Be Gay’”Richard Coles说，“她说你想告诉我什么呢？好，我会告诉你父亲。从那时起，我心中就再也没有秘密。”那是在1978年他16岁时。他升学之后，尽管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同性恋的压力依然抑郁着他的精神，他用过很多药，也经受了三个月的精神治疗。
1980年他移居伦敦，自我沉浸在以Boy George、Mare Almond、Jimmy Somerville、Larry Steinbachek和Steve Bronski 为代表的Pre-AIDS Islington景观的快乐中。后三人与Richard Coles组成了Bronski Beat乐队。作为强硬的左翼分子，在1983-84年的罢工中，他们着手于“同性恋支持矿工”的运动。Bronski Beat在一年中获得5首热门曲目时解散，然后Somerville与Coles组建了Communards，他们的名字来自19世纪的法国共和党组织，预期以更激进的变异形象表达政治性的流行主题。
“我们确实想改变世界，接管流行文化的大本营，”Coles说，“我们真的喜欢音乐，但我们却在社会主流的背后，我们想让人们善待同性恋。它来自于一种乐观主义和力求改变的能量驱使。不过我仍然认为我们做到了一些成绩。”
虽然如此，80年代的同性恋英雄只是Bowie的继承人和激烈碰撞着朋克乐的新浪漫音乐的后裔。他们不相信在涉及他们的性生活时诚实是最好的智谋。
保守秘密的是Pet Shop Boy的Neil Tennant。虽然有同性恋联盟和爱滋病救济的支持，Tennant直到90年代才在同性恋杂志《态度》上表露自己。他承认别人对他在歌词中使用没有性别指代的“你”所持有的怀疑是正确的。他更坦诚，“现在我可以说，以前我不敢尝试公开。在Pet Shop Boy中总有不尽困窘与厚颜需要与之斗争。”
90年代的坦诚者
在过去的10年中，音乐世界里大家把爱滋病作为一种争论点和疾病，有了不断增加的了解，对性倾向的反省与治疗性的忏悔倾向开始凝聚。尤其在Freddire Mercury死后（前Queen的主唱，死于爱滋病），这已经得到广泛的接受，对女性同性恋也一样。1992年KD Lang导致了女同性恋的曝光，迅速为Ani Difranco、Janis Ian、Me’shell Ndege Ocello、Melissa Etheridge所跟从。Melissa还在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职召开的同性恋舞会上说“我希望在2000人的掌声中，每个隐藏着的人都能走出来。”Lang和 Etheridge都因此获得音乐生涯中的最好销售成绩，这使她们得以稍适安心。
1994年，在同性恋圈内又掀起一场力求把同性恋的许可年龄从18岁降到16岁的运动，Suded的鼓手Simon Gillbert成为了流行音乐中的代言人。生于1965年的他长在Stratford-on-Avon。生于对社会不公正对待的恐惧，使他在14岁时曾告诉过最好朋友后，一直深缩着这个秘密直到27岁。“我到伦敦之后，才开始想起，我还从未表达出来过。”他说，“然后，我加入了Suede，他们是我的第13个乐队，我决定告诉他们我是谁。一天晚上，在我们演出结束后，他们都来到我的公寓。有人问。‘你和女朋友住这么？’我说，‘不。’他说，‘你不是同性恋吧？’我说，‘的确是的。’这一刻我说了出来。”
90年代的同性恋，或者有此倾向的艺人的确开始用坦诚来面对世界。当音乐界把Suded称作为英国吉他流行乐的救世主时，歌手Brett Anderson描述自己为“从未有过同性恋经历的双性恋者”。乐队也因此被定型为具有同性恋式煽情主义的风格。Gillbert说到，“Brett是诚实的，每个人对生活的陈述都不是清晰的，不只是异性恋或同性恋那样简单而绝对。”
勇于表达是困苦的，由于顽固保守者的排挤，暴力的倾向也时刻威胁着他们。几乎每个本文中提及的人都有过被殴打和漫骂的经历。
唱片行业的唯利态度
唱片工业是怎样看待这种情况的呢？一个身为唱片业经营者的同性恋者告诉《Q》，行业内存在着“集体的恐惧”，但恐惧不过是个超伪善的样子，对于同性恋问题他们实质关心的只是如何把握它的商业机会，金钱规则是最终的焦点。如果同性恋现象能被作为一种艺人登场的开场白而接受，那还可以。如果它带来麻烦的话，那就会妨碍销售。
性感永远是唱片商人赖以依靠的卖点之一。表达性感的方式只要有助于销售的提升，就不会受到过多的阻碍，甚至无中生有的谣言也会不胫而走。一些青春男孩乐队的成绩与他们公开的性感有着复杂的联系。在顶峰时刻，他们被作为风光的对象向妙龄少女兜售，其中也有对同性恋幻想的挑逗。“他们卖弄性感，”East17的经理人Tom Watking曾告诉《Q》，“同时对着年轻女孩和同性男人投其所好，这是种粗糙的趋势。”Take That的主唱Gary Barlow也说，“我们真的不想人们把Take That看作同性恋，因为我们没有人是。”“诚实”----摇滚给同性恋的忠告。
大多数公开的同性恋艺人相信他们作为公众人物所走过的漫长路途是值得的，收拾起秘密的感觉造就了更好的唱片。KD Lang在公开了同性恋之后，表示过去她所有的防备使她的创作力受到了严重的约束。“你正在自我包围，你有堵墙，犹如身处斗室。你老在时刻防备别人知晓你的事实。那你就只能站在创作的边缘。诚实和释放事实是解脱的方式，我认真地劝告大家，这是值得信赖的忠告。”
虽然Bowie曾经谈及承认同性恋是自己犯过最大的错误，但大多数艺人都赞同KD Lang的观点。“我所喜欢的正在写给歌迷，”Simon Gillbert说，“我认出他们中的一些正在经历的困惑，我想忠告大家说出来，因为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当我向大家公布是同性恋之后，我成为了我。”
在80年代中期，Tom Robinson用结婚和生育2个孩子使他忠实的追随者大吃一惊。令人烦恼地，同性恋政治团体起来反抗他，因为那被看作是种背叛行为。他说，“这是个灾难，作为被定位成一代同性恋的歌曲作者，我已经陷入一个特定的市场，然而，当忽然发现已与一个‘错误性别’的人坠入爱情时，我不打算让意识形态坚持在唯一的方式上，我决定和这个女人一同度过我的生命。事实上，我仍然觉得是个同性恋，但我必须接受双性恋行为，因为世界现在不让我做同性恋。”
“不管怎样，我仍坚守同性恋联盟的格言，‘城市比掩盖好，豁达比抑郁好。’我已经给别人说过多次，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形者，坦诚使你的生活、心理和灵魂放松，地球不会破碎。”
同性恋的异态心理多少值得怜悯和悲哀，社会的歧视眼光中有太多的专制与独断。宽容对他们弥足珍贵，他们正常生活的权利被畸形却外在不妨碍他人的“性嗜好”所剥夺，争取那么点基本的权利和起码的自尊都成了这些“异恋一族”心灵上的圣殿。Richard Coles已经敏感地谈及灰色的性阴影:“Jimmy和我常常在公众的轻视中，和同性恋男人拥抱。为的只是共谋一种同性恋文明，我们与他们共同感觉被伤害的滋味。现在我不得不说我懂得了同性恋意味着更多。性是暧昧的，你从未能非常明了地知道它。以你在性嗜好上的唯一身份为评判的基础，这是专职的。我希望性能被看作是一种不重要的内容。”
社会的职责是沉重的，当今摇滚明星却不无从容坦荡。“我知道有人依然不能公开地生活，这是可怕的，他们仍被暗魔捕获着，那将毁灭自己。所以不管我说的是什么，我一直希望人们能诚实与自己，即使对个人而言非常困难，我想那也会令你开颜，使天使微笑。”Richard Coles的话让自卑者见到了光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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