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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衍导演于8月23日因病离世。得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连连问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14年前，谢衍从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学成归来想独立执导一部电影，所幸香港寰亚影业公司愿意提供机会和资金；他的父亲谢晋也很在意，委托浙江省影协秘书长周建萍找一位作家合作编写剧本，故事已经有了，片名也有了，那就是《女儿红》。因为故事发生在绍兴，希望能是对绍兴生活很熟悉的，于是建萍给我拨通了电话。第二天，谢衍便赶到杭州和我在一家酒店见面，我们几乎一见如故。我对谢衍说，你很像你父亲，他笑了；我又说，你笑起来更像你父亲，他立即不笑了，说，我不希望太像他，也不希望别人一见到我就想起他。后来才明白，谢衍需要自己有不同于父亲的艺术追求和艺术表述。剧本很快写完了，谢衍看了，欢喜地说不错不错，说是不错却又要我改了五稿。5月，电影在谢衍的家乡上虞开机，父亲也来助阵，他似乎比儿子更激动也更不安。《女儿红》很快在香港等地放映并获得好评。影片于次年参加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片中著名演员归亚蕾凭借细致入微的表演荣获最佳女主角奖。这部影片也是周迅涉足影坛的起步。
《女儿红》之后，谢衍兴奋地向往着第二部作品，而其间却是三年艰难的等待和努力。那年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已买下白先勇小说《花桥荣记》的版权，准备改编成电影，问我行不行。我不敢答应，冬天正好因事去桂林，特意去花桥寻觅，米粉店是有的，却感觉不着台湾老兵极深极浓的乡愁。幸好谢衍后来选择了台湾的女作家杨心洁做本子，才栩栩如生地把那梦一般的感觉整理了出来。谢衍执导《花桥荣记》，已有更多的把握，有评论说整部影片给人一种灰暗的哀伤感，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笼罩在这种色调里，影片断断续续地展现了桂林天堂似的美景，使得影片里的离乡别愁更让人伤感。这也许正是谢衍刻意要表现的，也因着这种东方艺术的含蓄，《花桥荣记》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引人注目。
然而，谢衍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两部电影……
凭借着他的才气、勤奋、善良和执著，不应该只是这两部。我知道他曾有许多创作计划，譬如记述自己在“文革”中流亡经历的《狗崽子》、反映先施公司老板四小姐传奇生涯的《金枝玉叶》、表现二战时期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命运的《拉贝日记》、延伸社会改革气象的《牧马人续集》、描写同性恋内心世界的《荒人日记》、讲述山区希望小学教育的《中国廊桥》以及真实记录安徽养老院的《苦乐人生》……他在说起这些计划时总是充满激情，不能自已。我每每被他所感动，也常常参与进来和他一起策划、讨论或采访。但是我问他，能成吗，哪怕其中一部？他不能回答我。不过他很乐观，他说他像是发着了许多煤炉，炉子里点了火，炉子上坐着茶壶，哪个炉子火旺，坐着的茶壶水烧开了，咱们就喝哪壶。我笑了起来，觉得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日后见着他就问，谢衍，哪壶茶能喝了？他也就笑了起来，但是那笑声里一半是苦涩。
现在电影是难做，求投资不易，要收回也不易。揣着钱投资电影的人是有的，但是他们往往奔两个去处，一是做大片的，追求光影色的高强视觉刺激，而热闹之余留不下东西；一是下决心不准备进院线伺候观众，目标即是国际电影参赛拿奖，因此影片很私人化。谢衍的电影不是那两类，他骨子里还是守望着民族化的艺术电影。
《花桥荣记》之后，长长十年没能拿起电影导演筒了，谢衍是很难过的。他只能疲惫地收起那些计划，好像歉意地看着坐在冰凉炉子上的一个个茶壶。
这该是谢衍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
我多么想，此时此刻，有个雄壮的声音对着谢衍的背影大喊：谢衍，有壶茶水烧开了，你赶紧回来喝个够……喝够了，不渴了，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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