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很久以来它一直承载于个人层面，20世纪50年代，它逐渐侵入社会公共视野，从而与传统展开了激烈碰撞。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它是以平和宽容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但在美国，它和堕胎、种族问题一样并列为美国最头疼的三大问题，而且稍不留神，就会把政治、宗教、法律牵扯在一起，从而刺痛美国的每个神经末梢。
一开始就和政治缠绕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在美国掀起了反共高潮，在举国上下的狂躁和不安中，对同性恋的追查和迫害也不明不白地给卷了进去。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获胜，发表10450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政府以‘性变态’为理由撤掉或拒绝雇用任何同性恋者。1953年，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报告，表示他们在国务院内抓出并解雇了531个“变态人物”。可就在麦卡锡不可一世的时候（据说当时总统都有点怕他），突然有人报料，麦卡锡的一个得力干将科恩是个同志，于是好事的人立即怀疑老麦是否和他有一腿，一直独身的麦卡锡吓坏了，他赶快结婚并收养一个女孩，可回天乏术，他的政治生命很快结束了，并于1957年匆匆死去。
华盛顿的反同性恋运动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深远影响。在爱达荷州的波意斯，反同性恋运动被扩大化，被怀疑是同性恋的人受到有组织的打击和逮捕。镇议会关于清理同性恋的议案导致了1472个男性被捕。在一个只有10万人的小城，这个数字尤其耸人听闻。更让人不解的是，没有一个警察部门对这一行动表示过异议。
同性恋在当时的整个西方都被普遍认为是性倒错，是精神病的一种，甚至有医生还提出用割掉命根子来解决男同志的问题。所以毫不奇怪，美国人对大逮捕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对，说不定还拯救了他们呢！但是到了1969年时，美国警察再来干涉同性恋的时候，同性恋者不再沉默，他们终于发出了怒吼，这就是著名的“石墙酒吧事件”。
那年6月29日凌晨1点20分，8名警察进入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这家酒馆没有卖酒执照，顾客以同性恋者为主，有许多人在嗑药。当警察要将酒吧老板押上囚车时，顾客与警察的冲突开始了，他们用酒瓶、垃圾和石块攻击警察。骚乱延续了两天。这原本是件极普通极平常的事件，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它会越闹越大。同性恋公开化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为美国人熟知，按照我们的标准政治词汇——同性恋者走上了美国历史舞台。从此以后，同性恋者正式在全国铺开了摊子:同性恋团体由50个激增到800个，至20世纪80年代初，数目逾千。
成也性，败也性
20世纪60年代注定是个多事的季节，由于红色激情燃烧了整个世界，美国青年也不甘落后，同性恋代表了包容，代表着对传统的一种反抗，于是很多大学生加入了为同性恋者的请命游行中，当然大部分人并没有成为gay （同性恋）。
激情沸腾之后，很多左派势力偃旗息鼓了，但是同性恋解放运动在整个70年代方兴未艾。这时候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规模和社会影响都使前辈的奋斗相形见绌。他们大胆质疑社会权力结构，在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问题上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
尤其是70年代美国的性解放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同性恋更加如燎原之势而成了流行的符号。到了70年代中期，同性恋行为得到社会的承认或默许，于是，几座大城市公开设立同性恋俱乐部、同性恋协会及举行各种活动，每到6月份的“同性恋自由日”，往往百万之众参与其事，其场面蔚为壮观。
同性恋者的高昂姿态最终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弹，1977年，宗教活动领导人安妮塔·布朗特号召全国性运动来阻止同性恋维权。
但宗教没能遏制同性恋的发展，倒是另外一件事给同性恋以极大打击。1981年，由于艾滋病例在美国同性恋者中被发现，一时间美国的报纸上充满了“同性恋杀手”、“同性恋瘟疫”、“同性恋威胁”等字眼。保守派当道的里根政府准备将所有男同性恋者隔离或递解出国。甚至有人主张给患者臀部打上烙印，避免其他人与之性交。
性解放终究敌不过人类对自身生命的珍爱，比起生命而言，性的问题当然是其次的。恰在这个同性恋与艾滋病不合时宜的遭遇期，美国发生了一件著名的鸡奸案。
1982年8月亚特兰大警察去哈德维克家，无意中发现他与另一男子在卧室里进行“反常”性交，于是将他们逮捕。哈德维克在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的协助下，申请要求宣布乔治亚州的“反鸡奸法”违宪。在地方多层法庭系统争执不休的情况下，1985年，乔治亚州检察长鲍尔斯向最高法院申请复核，这就是“鲍尔斯述哈德维克”案件。1986年最高法院最终作出了不利于同性恋的重大判决:“宪法并未规定同性恋的鸡奸行为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该判例实际上是允许各州将同性恋者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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